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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40年代吳石的三次涉臺活動

吳石將軍是中共在臺地下工作者、革命烈士。1949年6月，他為了臺灣人民到了臺灣；1950年6月，他為了臺灣人民犧牲在臺灣。他是為臺灣人民而來、為臺灣人民而死的人。據我聞見所及，上世紀40年代吳石至少有三次涉臺活動值得記取。

一是1940年2月，臺籍日本兵、被俘后經教育感化成為反戰士兵的松山逸夫（原名陳松泉，臺灣少數民族）等三人（另兩人為日本反戰士兵大山邦男、鮚川誠二），在廣西昆侖關前線對日軍做反戰宣傳（陣前喊話）時，被日軍機槍掃射中彈犧牲。4月2日，在桂林軍事委員會招待所樂群社禮堂舉辦三烈士追悼會，桂林行營參謀處長吳石以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桂林行營總顧問身份，作祭文并擔任主祭人。祭文曰：

維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日，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桂林行營總顧問吳石，謹致祭于前線殉難烈士松山、大山、鮚川三同志之靈曰：大和浩劫，產此鴟鸮。興戎誤國，荼毒生靈。侵略華夏，師出無名。壓抑人民，黷動大兵。民生凋敝，農作不興。災黎遍野，哀哀其鳴。懿歟烈士，先覺先明。嵩目時弊，急謀自新。誓除軍閥，拯溺國魂。一致反戰，聯結同盟。昆侖廣播，警惕愚頑。正義浩蕩，河岳星辰。天胡不吊，斫喪鴻勛。聞者哀悼，風悲日昏。英靈不滅，長存永生。尚饗。

二是1946年8月29日，由臺灣省各界人士自發、自費組成的臺灣光復致敬團一行15人離開臺北，經停上海后抵達南京。該團“致敬宗旨有三：拜謁孫總理陵；向蔣主席及中央各首長致敬；祭拜黃帝陵”。同年9月3日，吳石作為福建旅京（南京）同鄉會成員參加該會在南京泰利咖啡店舉辦的歡迎宴會，同臺灣光復致敬團臺胞餐敘。

三是1947年3月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后，吳石（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史料局中將局長）參加臺灣宣慰團，隨白崇禧到達臺灣“宣慰”臺胞，歷時十余天。

附帶言之，香港《新聞天地》1950年7月8日、7月15日連載《臺灣大間諜案偵辦始末》，作者李資生是所謂“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湛之匪諜案”的偵辦人員之一。該文記：“因為吳石、陳寶倉都是中將，所以這高等的軍法公審，是由一個上將、兩個中將、一個少將、一個上校合組而成的，審判長是蔣鼎文上將。”盡管該文頗有敵意、語有不實，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吳石將軍等人在被偵訊時保守秘密、保護同志的堅貞態度。

吳石“愛護臺灣” 臺胞“夙深崇仰”

我在中國評論新聞網寫了前文后，上海學界友人寄來二二八期間旅滬臺胞團體給吳石的信（作者按：應為電文稿）之抄件。根據說明，該信保存在楊肇嘉六然居典藏文件里。其文曰：

國防部史料局轉呈臺北吳局長虞熏先生勛鑒：此間收悉白部長廣播，強調臺胞受日本惡性教育與共黨陰謀煽動為臺變主因。對行政制度、經濟措施之失當，與地方官吏應負之責任，只字未提。玩其語意，大有“臺胞該死”“陳儀無事”之概。以英明如白先生，竟為陳儀張目，此同人所深致疑慮者一。包圍封鎖，夙為陳某慣技。目下全臺公正士紳、知識分子，非遭殺戮即陷逃亡。一二幸存，宋斐如、林獻堂等在屠殺恐怖之下，既已噤若寒蟬，次若黃朝琴、李萬居等御用之徒，身受陳氏厚恩，夙有臺奸之目，更不能望其據理力陳，代表民意。白先生在臺所接觸者，誠恐偏于一面，不能洞悉民情，此同人所深致疑慮者二。自八日國軍抵臺北，即開始大規模之搜捕屠殺，流氓暴徒多已聞風潛逃，蒙其禍者乃為有資產、有地位之社會領袖、人民代表、黨團干部、青年學生，其中且不乏有聞白部長之諾言而來歸者。至徒手民，遭禍之慘，以（與）軍（隊）紀律之壞，尚非筆墨所能形容此等真相。白部長于受命赴臺之時，內外胞對之期望至殷，至今日部長抵臺旬日，所宣慰者似僅陳儀一人，而非全臺民眾。臺胞之怨憤，愈受抑壓，而愈益加深。長此以往，恐非國家之福。同人等對先生愛護臺灣，夙深崇仰，謹怖惆電陳，尚希相機為臺胞請命，力張正義，儆彼刁頑。不勝盼禱！

此電文稿收件人吳虞熏即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史料局局長吳石。吳石字虞熏，當時隨白崇禧率領的臺灣宣慰團在臺灣“宣慰”。該電文稿的起草者考慮電文發由“國防部史料局”轉呈在臺北的“吳局長”，所以電文稿之開頭說“國防部史料局轉呈臺北吳局長虞熏先生”。該電文稿未見落款，但文中有“此間收悉白部長廣播，強調臺胞受日人惡性教育與共黨陰謀煽動為臺變主因，對行政制度、經濟措施之失當，與地方官吏應負之責任，只字未提”語，與白崇禧1947年3月27日在臺灣“對全國廣播”稿的內容大致相符；文中又有“至今日部長抵臺旬日”語，據此似可判斷該電文稿寫于1947年3月27日。該電文稿對宋斐如等人尤其是宋斐如本人的用語不當而失敬（宋斐如已于1947年3月11日被秘密捕殺，英勇就義），以及該電文稿是否發出、吳石是否收悉，我們暫且不論，電文稿里臺胞對吳石的期待、對吳石“愛護臺灣，夙深崇仰”的情感，是真誠而熾熱的。

（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