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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羅瑾，民國十二年二月（1923年）生于南京，滿族鑲紅旗人。”《大田縣志·人物傳記》如是記載。
羅瑾是誰？一位非大田籍人士，為何能被縣志記載？這要從一本相冊說起……
7月25日，抗戰(zhàn)題材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該片聚焦一家名為“吉祥照相館”的避難所，講述了館內(nèi)的老百姓起初只想保命，卻因被迫為侵華日軍攝影師沖洗底片，意外沖印出證明日軍屠城的罪證照片，面對日軍暴行、同胞遭遇和民族存亡，他們最終決定將這些底片留存的故事。當“大好河山寸土不讓”的民族共情被引燃，《南京照相館》不出意外將拿下暑期檔票房冠軍。
鮮為人知的是，《南京照相館》的人物原型就是羅瑾。他冒著生命危險多沖印了幾十張日軍兇殘屠殺同胞的照片，并將其中的16張裝訂成冊，秘密保存。這組照片在戰(zhàn)后審判日軍罪行時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85年至2002年，羅瑾跟隨兒子在三明市大田縣定居，并經(jīng)營一家上海照相館。兒子病逝后，羅瑾離開大田，于2005年病逝于上海。1995年開始，羅瑾擔任大田縣政協(xié)委員，他不辭勞苦前往各地學校，為師生們講述南京大屠殺的血淚見證，激勵廣大青少年要牢記歷史、不忘國恥、擔當使命、讀書報國，并寫下了記錄抗日戰(zhàn)爭親身經(jīng)歷的12萬字自傳體手稿《歷史的訴說》。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記者輾轉(zhuǎn)聯(lián)系到多位與羅瑾有過交集的人士，聽他們講述這位曾生活在我們身邊的英雄不平凡的一生。
暗室藏鐵證 少年勇?lián)?/p>
1937年12月，日軍制造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14歲的羅瑾正是親歷者。彼時的他是南京長江路華東照相館的一名學徒，當時，羅瑾一家躲進“難民區(qū)”逃過一劫。
“1938年元月（1月）的一天，有個日本鬼子少尉軍官，拿了兩個120櫻花牌膠卷，來到華東照相館，要我們?yōu)樗麤_印照片，當時我們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來取。”羅瑾在《歷史的訴說》里寫道。
第二天下午，羅瑾將照片沖印出來，發(fā)現(xiàn)有日軍兇殘砍殺中國人的照片，他趕緊告訴照相館的賬房“舅爺”。舅爺看了照片后神色驟變，一再囑咐他不要作聲，“不然會引來災禍”。
當時，為防止大屠殺的真相敗露，日軍會不時搜查南京市內(nèi)各個照相館，看是否留有底片。
“一定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將這幾張鮮血淋淋的照片想辦法要保存下來。”羅瑾趁其他人不注意，匆忙將底片拿到暗室沖印，夜里用毛巾揩干，晾在案板角落上。
天亮后，他用紙袋裝好照片，并將紙袋貼在角落案板下面，用膠布橫豎交叉固定好。此后，只要有日軍來沖印照片，他就仔細看，遇到燒殺奸淫的照片，羅瑾總是設法多沖印，總共存留30多張。
后來，羅瑾挑選出其中的16張做了一本相冊。他在相冊封面的左上角畫了一個深紅色的心；右下角畫了一把日本軍刀，刀已刺進心臟，心下有五滴血；右上角寫了一個方形“恥”字。
“為了紀念這些死難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我將畫面上的心、刀、恥都勾上了黑邊，‘恥’字是顫抖形的黑邊，以表達我沉痛的哀悼。”羅瑾在自傳里寫道。
1941年，羅瑾被招募到汪偽政府交通通訊集訓隊，住在昆盧寺。為防照片被他人發(fā)現(xiàn)，他將相冊藏在昆盧寺廁所的墻縫里，用泥糊封。數(shù)日后，相冊突然不翼而飛，察覺到危險的羅瑾立即脫隊逃離，先后在南京、蘇州、上海、青海等地輾轉(zhuǎn)。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zhàn)犯。日軍第6師團長、南京大屠殺罪魁谷壽夫等日本戰(zhàn)犯，對南京大屠殺矢口抵賴、拒不認罪。國民政府號召市民指證日軍屠城暴行。
1946年8月5日，羅瑾的通訊集訓隊同學吳旋，將羅瑾的相冊上交給南京臨時參議會。原來，羅瑾丟失的相冊是被吳旋意外發(fā)現(xiàn)，并秘密保存下來。這16張照片作為“京字第一號”證據(jù)，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谷壽夫看到相冊后“慌亂不能自持”，最終，在鐵證面前認罪伏法，被執(zhí)行槍決。
鐵證昭雪日 隱姓山城居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羅瑾對自己的義舉諱莫如深，甚至連他的家人都沒有告知。
1985年，羅瑾跟隨在大田縣一家水泥廠任職的兒子前來定居。“耐不住寂寞”的羅瑾在縣城老電影院的對面開了一家“上海照相館”，也因此與當時大田縣委報道組的記者林春忠有了交集。“羅老一輩子都在干這一行，拍照、沖洗照片的技術(shù)和質(zhì)量都比別人好，我們報道組拍的新聞照片固定請他沖洗。”
“羅老當時收了好幾個徒弟，他做技術(shù)指導，沖洗照片基本由徒弟完成。”林春忠回憶，羅瑾很熱情、健談，許多來洗照片的人都和他很熟悉。
1990年夏天，羅瑾舊友的兒子來大田探望老人，說起《文匯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當年有人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許多日寇殘殺同胞的照片，后來成了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重要證據(jù)，現(xiàn)在照片保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此后，羅瑾多次回到南京，確認“重要證據(jù)”就是自己當年裝訂、保存的相冊。
1994年12月的一天，林春忠如往常一般到上海照相館沖洗照片。閑聊中，羅瑾講起自己冒險保存相冊的細節(jié)。
出于職業(yè)敏感，林春忠意識到這是個重大新聞素材。他當即拍下羅瑾的工作照，并把照片和稿件一起裝入信封寄給《三明日報》。
“一個星期左右，三明日報記者張盛生坐班車從三明趕來大田采訪羅瑾事跡。”林春忠說，那時的交通很落后，張盛生坐了大半天的班車到大田時，天都快暗了。于是，兩人先到照相館見羅瑾，第二天繼續(xù)采訪了一天時間。
“我們從拉家常開始，聊到羅瑾當時是怎么沖洗這些照片、怎么藏照片等。”林春忠回憶說，羅瑾雖然上了年紀，但他的身體健康，思維清晰，把親歷南京大屠殺的許多細節(jié)講得非常詳盡。
長篇通訊《血證》在《三明日報》刊發(fā)后，引發(fā)廣泛關(guān)注，這段塵封了半個世紀的往事也被世人所知。
“199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50周年時，南京的多家報紙、電視臺記者通過宣傳部聯(lián)系，來采訪羅瑾。”大田縣教育局副局長顏良重當時在縣委宣傳部工作，因此結(jié)識了羅瑾并留下深刻印象，“那時羅瑾是縣政協(xié)委員，時年72歲，個子高大粗壯，四方臉，精神矍鑠，常穿帶格子的深色襯衫，騎一輛紅色嘉陵摩托車，一口北方腔的普通話。”
耄耋證史路 丹心勵后人
“上海照相館能夠沖洗彩色照片，學校的許多活動照片都找羅瑾沖洗，所以我們接觸較多、常有交流。”大田一中退休教師范立洋回憶道。
“1994年的一天，我到上海照相館取照片，羅老漫不經(jīng)心地把照片甩在柜臺上，嘴里念念叨叨。”范立洋不知何故，開玩笑說這樣的服務態(tài)度可不好。羅瑾告訴他，自己剛看了報道，對當年侵華日軍的獸行感到憤恨。
得知羅瑾的經(jīng)歷，范立洋建議他到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并且寫回憶錄。在范立洋的牽線搭橋下，大田職專、大田一中、大田五中、石牌中學、柯坑中學等中小學校，先后邀請羅瑾到校給師生作報告。
“羅老是個熱心人，學校有需要，他從不推辭，遠至福州一中。電視臺采訪取鏡，他不厭其煩。有一次到石牌中學拍片，從迷霧茫茫的清早忙到頂著烈日的晌午，年輕人都頂不住，他卻沒意見，很爽快地配合。”顏良重撰文回憶。
大田新星照相館負責人郭雪玉是羅瑾的徒弟。1991年，她在上海照相館學拍照和洗照片。“師父晚年經(jīng)常到學校演講、參加公益活動，以親身經(jīng)歷揭露侵華日軍罪行。”
1995年后，羅瑾的事跡被媒體廣為披露，由此拍成《血證》等多部電視紀實片，先后在中央電視臺和全國各地播映。
“這幾十年來，我們國家和亞洲各受害國都在舉證、聲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二戰(zhàn)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許多受害幸存者、目擊見證人紛紛站出來加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鐵證如山。現(xiàn)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興風作浪，企圖歪曲歷史事實，為他們的侵略暴行百般開脫，我們決不答應。”2002年，79歲的羅瑾在接受采訪時神情激動地說。
事跡見諸報端后，羅瑾在多位友人的鼓勵下，開始撰寫自傳體回憶錄《歷史的訴說》，直至2002年離開大田，回憶錄還在寫寫停停中。
《歷史的訴說》共77篇，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從開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戰(zhàn)勝利》，不僅記錄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羅瑾的親身經(jīng)歷，還留有很多南京土話，能夠豐富人們對歷史真實的認識，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和精神遺產(chǎn)。
2005年2月，羅瑾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醫(yī)院，享年82歲。范立洋從羅瑾的后人處借來羅瑾的手稿，組織大田一中教師錄成電子文檔，《歷史的訴說》得以保存。
7月26日，羅瑾的女兒在北京觀看《南京照相館》后，在微信朋友圈這樣寫道：“親愛的爸爸，我今天去看了影片，你的思想留在了人間，我要向您學習，一定不忘國恥，做一個正能量的人。”羅瑾遠在南京的孫子羅峰也說，影片能在全國公映，讓人們記住這段“歷史的訴說”，記住保護“血證”的爺爺，一家人倍感欣慰。